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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蒋友柏:曾为千万台币的收购案下跪失去权贵光环换来国际化公司

    文章来源:ADMIN 时间:2024-03-07

      1988年1月13日,祖父蒋经国因病去世,从此,他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蒋友柏仿佛一下子从童话世界里跌落凡尘,从“王子”变成了平民,以往随心所欲、无所不能、有所不有的特权平空消失了,生活中到处都是磕磕碰碰,巨大的差异感让他一时无所适从。

      时隔一年后,一天深夜里,父亲蒋孝勇突然对全家人说:“我们离开台湾,今天晚上就走。”

      几年之后,蒋孝勇身患重病,身为长子的蒋友柏不得不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,靠自己独力打拼。

      俊朗的外形、传奇的家世,让蒋友柏成为惹人注目的新闻人物,却并未给他带来足以变现的流量或资源,他深知,所谓的“蒋四代”身份早就成了包袱,唯有振作精神、从尘埃重新爬起来,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      他拼命想证明自己的能力,有时甚至不惜用乞求的态度跟客户争取机会,有一次,在公司即将破产之际,蒋友柏双膝跪地,希望对方能够通过一个并购方案。

      作为曾经显赫一时的“蒋家人”,蒋友柏认为自己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低头这种技能,还曾感叹道:

      而蒋友柏不能自察的是,作为一个著名政治家族的后代,其实他的很多人生理念和价值观中都有着祖辈留下的痕迹。

      重返台湾后,外形出众的蒋友柏成为“蒋四代”中最受关注的人物,甚至被报纸称为“台湾的威廉王子”。

      他出生于1976年,没见过自己的曾祖父蒋介石,不过,蒋介石生前给自己的曾孙们取好了名字,按家谱排行,这一代是“友”字辈,男孩依次叫“松柏常青”,女孩依次叫“梅兰竹菊”。

      蒋友柏出生前,大伯父蒋孝文已有女儿蒋友梅,二伯父蒋孝武有一子蒋友松、一女蒋友兰,他生下来时,按顺序就该是蒋友柏,不用父亲蒋孝勇费心取名。

      蒋介石的离世,并不影响他过着和父辈一样的特权生活,蒋友柏曾经向记者回忆:

      在我12岁以前,我真的享受过“政治贵族”的待遇。我的成长过程就像一个虚幻的梦,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。小时候,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,心想事必成,要什么有什么……直到有一天,有人把我手上那个神灯拿走,大精灵不再出现,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,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之后的我,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灯,但其实我没有。假如我的命格里一定有贵”这个字的话,那我会说是“贵人”而不是“贵族”。

      蒋友柏眼里的“阿拉丁神灯”,就是曾祖父和祖父接续把持了几十年的权力,在台湾,当时人们尊称蒋介石为“蒋公”,他打开学校的历史书和政治书,就能读到曾祖父的故事。

      蒋友柏曾受尽全家人的宠爱,蒋经国很欣赏他的性格,曾评价这个孙子说:“友柏外表冷酷,做事一定是有把握才会做。”

      而宋美龄因为与蒋孝勇亲近,爱屋及乌,对蒋友柏爱若珍宝,每年圣诞节都接他们全家到纽约相聚,母亲蒋方智怡用3年时间到处精挑细选,才为他选中一所称心的小学。

      入学后,他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两个随从跟在后面,同学没人敢惹他,他感觉自己就是学校的“老大”,仿佛活在云端,上课时,那两个随从也坐在后排,要是忘了带课本,还可以叫他们回家拿,考试结束,老师第一个改他的试卷,这让他感觉“姓蒋还是挺牛的”,甚至理所当然地觉得“自己长大会当总统”。

      蒋经国的三个儿子蒋孝文、蒋孝武、蒋孝勇当年也是如此,他们上学时由“”派车接送,每天有专门的司机和侍从随行,蒋孝文在学校里还有专门的伴读,陪他读一个班级、下课和放学也作伴。

      这种极力娇纵孩子的方式让蒋经国的三个儿子都未能成才,特别是蒋孝文和蒋孝武,这两个人功课非常差,在学校和同学们格格不入,长期混迹街头,以打架、酗酒和恶作剧为乐,到了期末门门不及格,几乎年年留级,而蒋经国对此没什么好办法,拿到成绩单后,对儿子们就是一顿棍棒教育,却无法改变他们的顽劣。

      蒋孝文上中学时曾经带人与台北眷村少年们打过群架,打输后回家取来,开越野车到眷村街头对天鸣枪,才慑服了对手。

      他也因此惊动了台北警察局,被传唤到派出所后,警员问他家长是干什么的,蒋孝文一脸无所谓的表情,指了指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照片,说那是自己的爷爷,结果由局长亲自护送回家。

      正因为拥有这种“阿拉丁神灯”,蒋孝文、蒋孝武二人长期过着无人敢管、无人约束的纨绔生活,结果蒋孝文35岁因酗酒过度成废人,瘫痪在床19年,直到54岁去世。

      蒋孝武也没好到哪里,他曾一度从政,却卷入“江南案”、引发岛内舆情,被迫前往日本,46岁时因胰腺炎发作猝死。

      对蒋友柏来说,说不定最幸运的事就是在12岁那年失去了那盏“阿拉丁神灯”。

      尽管历经坎坷,他却能全身心拥抱生活,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,而不用再活在祖辈的光环和阴影下,更不至于像两个伯父那样被蒋家特权给养“废”了。

      1989年4月,蒋孝勇一家人搬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,一夜之间,环绕身边的司机、管家、保镖全都不见了,让蒋友柏感觉“好像是匆忙间逃出去的”。

      蒋孝勇也的确有“逃离”的打算,蒋经国去世后,他感觉自己在台湾找不到合适的位置,与其眼见大厦将倾,还不如早点退隐。

      初到加拿大,一年有五个月生活在冰雪世界,蒋友柏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,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梦。

      不久,班上来了个华人同学,也会说中文,这让蒋友柏非常高兴,但两人认识没几天,就差点动起手来,这个说中文的小朋友来自大陆,不但没把蒋介石看成什么伟人,还斥为“蒋匪”,更别说因此高看蒋友柏一眼了。

      蒋友柏从此才明白了,他过去那“云端上的生活”已经彻底回不去了,而他从小到大被身边人构建起来的认知,也被那个小朋友撕成了碎片。

      中学毕业后,他考上纽约大学金融系,蒋孝勇靠以前的政商关系,在加拿大的公司开得很有起色,这让蒋友柏得以在纽约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。

      当时,蒋友柏在纽约的交际圈都是当年民国风云人物的二代、三代,经常出入酒吧和高级餐厅,纽约的每一个米其林餐厅都留下过他的足迹,华人圈的各处高级晚宴他都曾出席,他对钱完全没概念,整天过着到处吃喝玩乐的潇洒生活,随便吃个法国菜就要两三万台币,当以前的中学朋友说要从台湾来看他时,他立刻就会包下对方的来回机票和酒店钱,让对方专门飞来纽约和他一起玩,带着兄弟们去吃法国大餐。

      1995年,年仅19岁的蒋友柏经亲友介绍,前往马来西亚帮人卖豪宅,短短两个月收到160万美元的佣金,由于当时他生活挥金如土,这笔钱竟然没多久就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。

      而就在此时,加拿大的家中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:他父亲蒋孝勇被查出是食道癌晚期,剩下的生命已经不多了。

      蒋孝勇算是蒋经国三个儿子中最“懂规矩”的,据说,这是由于他长期跟着宋美龄生活、受到的家庭教育不一样。

      “我母亲可说是个农村妇女,我对待母亲也就是对待一位农村母亲,你没法跟她谈问题,她只要你在就好,就是纯粹的母亲,她是不理会政治之类事情的。对我而言,母亲给我的,就是母爱。而祖母则不一样,她受到非常好的教育,不单和我谈信仰,也教我哲理、观念、做人处世等等,等于是个有高深学问的祖母。所以她俩的差距也就在于‘一位是农村的母亲,一位是哲人的祖母。’”

      由于从小受到宋美龄很多教诲,虽然蒋孝勇后来没有从政,但对政治和人生却有不少深刻的认知。

      在奄奄一息之际,蒋孝勇与守在病床边的大儿子蒋友柏做了一番长谈,嘱咐他说,为了建立事业版图,年轻时要学会几件事:

      1996年底,蒋孝勇在台北病故,年仅48岁,虽然还剩两个学分就能从纽约大学拿到肄业证,蒋友柏却放弃了。

      此时他已认清了自己的处境,曾经呼风唤雨的蒋家已经谢幕,他那些纽约的二代、三代朋友,都拥有豪宅、豪车,整天出入高级会所和高档百货公司,还拥有父辈早就铺好的康庄大道。

      他本以为自己比那些人优越,至少是一样的,可现在他除了这个所谓的蒋家人身份,什么都没有。

      愤怒的蒋友柏非常渴望“做什么来再次爬到那个位置”,他打算投身设计行业,拼命赚钱,来构建自己的商业版图,在纽约他找不到什么机会,就索性办了退学手续,想先回台湾闯荡一番。

      当年“云端上的生活”已无法再回去,台湾人提到蒋家父子,不再说“蒋公”,而称为“老蒋”、“小蒋”,偶尔才会说一声“经国先生”。

      虽然在加拿大和台湾都有房产,但他家里竟然没有任何积蓄,是“如果不工作赚钱,第二年就要生活不下去的那种”。两个未成年的弟弟还要上学读书,他不得不独自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。

      就在这个时候,他在一次聚会里遇见了台湾女星林姮怡,林姮怡不仅是知名模特儿、演员,还是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的千金,慈济医院是台北首屈一指的私立医院,林氏干细胞移植疗法在海内外颇有知名度,林家经济实力雄厚,可能也是蒋友柏倾心于林姮怡的原因之一。

      苦追林姮怡6个月后,蒋友柏才拿到她的电话号码,此后,他频频送花送礼物,想打动林家千金的芳心,当听说林姮怡去了新加坡进修音乐,他就放下手上工作,飞到林姮怡学习的地方“陪读”。

      当时蒋友柏在补习班打工,每个月工资只有2万台币(当时约为人民币4千元),连房租都交不起,同居期间,房租和生活费都由林姮怡出钱,求婚时,他连戒指都没买。

      靠着锲而不舍的追求,蒋友柏终于获得林姮怡的首肯,2003年2月8日,两人奉子成婚,婚后生下一儿一女。

      就在当年7月,蒋友柏与从美国回来的二弟蒋友常一起创办了橙果设计公司,他们特地打着蒋四代的招牌,引来媒体聚焦,其后,兄弟二人亲自跑市场、拉业务,上自行车企业、整形医院甚至是球鞋店谈业务。

      2004年,橙果为一家整形诊所做室内设计,施工、设计费高达上千万台币,此后,靠着蒋友柏的“宠妻”人设和频频登上综艺的热度,橙果的生意越来越好。

      蒋友柏曾颇为得意地说道:“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品牌……现在台湾设计界,要找获利比我高的很难。”

      蒋友柏把自己的公司定位成高端设计公司,设计方案的费用门槛为150万台币。

      对于室内设计来说,这个价格算贵的,生意自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滚滚而来,为此,蒋友柏拉下面子,甩开自己以前的公子哥姿态,到处给人打电话,进行“轰炸式”营销,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都亲力亲为。

      但由于公司起步时经验不够,经营还是很快陷入了困境,2006年底,公司资金缺口高达900多万台币,而过年期间有员工卷款逃跑,导致账上只剩800元台币,50多人的公司,年终奖都发不下来了,蒋友柏自掏腰包,给每人发了2千元台币的红包,而年后回来上班的还不到一半人。

      有人建议他把公司卖掉,蒋友柏想不出好办法,只能到处求人收购他的公司,有家大公司对他的橙果颇感兴趣,蒋友柏提出了一千万台币的收购方案,对方迟迟没有答复,为了让对方通过方案,他不惜当面下跪、苦苦哀求,希望能给自己和公司一条生路。

      这让对方深感意外,连忙把他扶起来,安慰道:“别这样,我们再谈谈,会给公司一个机会的。”

      就在并购案快能达成一致时,蒋友柏发现他不用卖公司了,一来员工减少一半、开支减少了,二来有大公司愿意出重金收购,也鼓励了员工们的士气,业务单子从此逐渐起来了,到2007年底,橙果的营收已经超过了1亿台币。

      身为蒋家后人,商海受挫,不惜下跪求人,蒋友柏却不觉得这是耻辱,曾上电视公开谈起此事,还说“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”。

      靠着这种不怕吃苦、不怕丢脸的蛮劲,2008年起,蒋友柏在上海、日本都开办了分公司,涉足30多种产业、拥有80多家海内外大客户,后来又建立了奉化分公司,令橙果颇具规模,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。

      “悬崖让你没有退路,站在悬崖边,不管往上还是往下,你都想要拚命抓住。……我把自己降到最低,看看可不可以活,倘若可以活,我再试着爬到最高规格,然后看看在这之间会不会找到方向。”

      其实,蒋友柏的内心深处仍然留着祖辈的烙印,年近半百,他仍然把自己与普通人割裂开来,视自己为“贵族”,对世界缺乏信任感。

      他的辛苦追妻、他的下跪求人,都是为了个人奋斗,为了追求成功,属于一种“能屈能伸”的成功学理念,也就是说,某种意义上,他其实在学习曾祖父那种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的权术,想要通过积极进取、借力上位来恢复往日的荣光。

      而商海风云变幻莫测,也让蒋友柏曾经的宏大理念难以成为现实,蒋友柏渴望的成功是“最高规格”,也因此他几乎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幸福,与林姮怡离婚后,他甚至称自己从未体会到幸福。

      二十年来,他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,永远在改方案、写报告、去现场,从未停歇,也很少关注自己的家庭生活。

      “因为我从小就体验过什么叫成功、成功后面有什么,然后成功被人家批会是怎么样,所以我很多点都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停掉了,再去弥补一些可能以前做错的东西,但是又不愿意放弃成功所带来的享受,这个时候就会不幸福,我都是在这个状况中轮回。”

      失去“阿拉丁神灯”已经三十多年,蒋友柏仍对那种“最高规格”的成功充满向往,这让他难以与自己和解,难以接受其特殊身世与现实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,虽然被人称为“能弯腰的老板”,而骨子里,他仍然有着祖辈们的英雄主义情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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