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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你看到的是美女，那么更要恭喜你，所谓“智者见智，淫者见淫”，我赌你会交贾瑞和西门庆一样的“桃花运”。

　　如果你看到了“All is Vanity”，那么你骨骼清奇，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建议赶紧去一趟中国科学探索中心，地址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。因为你责任重大，能不能维护人类和平不知道，但一定能拓展人类认知。

　　这幅画作的名字在右下方——《All is Vanity》（一般译为“四大皆空”），是上世纪初美国插画师查尔斯·艾伦·吉尔伯特（Charles Allan Gilbert）的名作，因其构思巧妙、意涵深远而广为流传。

　　尽管这幅画的巧思不言而明、寓意毋庸赘述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其中的一些“小彩蛋”。

　　“All is Vanity”一语双关：一方面，“Vanity”有“自负”、“虚荣”、“自恋”的意思，对应着画面中对镜梳妆的女子；另一方面，“Vanity”有“虚空”、“徒劳”、“无意义”的意思，意指：“凡人皆有一死”（Valar Morghulis是高等瓦雷利亚语，出自《冰与火之歌》），因此一切皆虚空。

　　整幅画面（All）描述的是（is）自恋的美女（Vanity）。且因，无人不（All）是（is）虚荣的（Vanity），虚荣本身（Vanity）是（is）没有意义的（Vanity），而人是一切的尺度（（柏拉图《泰阿泰德》）），是故，世间一切（All）都是（is）虚空的（Vanity）。

　　简单的三个英文单词，有浮夸的噱头，还有三段的推理，程序员看了都得点赞，你就说妙不妙吧！

　　另外，“All is Vanity”不是吉尔伯特随意创造的句子，而是大有来头。它是《圣经·旧约》“传道书”中被引用最多的名句之一，出自1章2节：“Vanity of vanities, saith the Preacher, vanity of vanities; all is vanity.”对应的中文是：“传道者说：‘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’”。和它同样脍炙人口的还有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和“凡事皆有定期，万物皆有定时”。这三句可谓是“传道书”中的箴言三剑客，所到之处，过化存神，风行草偃，润物无声。

　　虽然这幅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，但在东方文化浸润下的我们，对着画面稍加思考，一种心有灵犀的共鸣会直觉般涌现——这不就是“风月宝鉴”嘛！这不就是“色即是空”嘛！

　　没错，“凡事都是虚空”，用佛教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色即是空”或“四大皆空”。这里的“色”不是“美色”，而是包括美色在内的所有可见、可感、可思的事物。这里的“四大”，指的是组成万物的四种基本元素——地、火、水、风。连基本元素都是“空”，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“实”呢？

　　另一句佛教名言——出自《金刚经》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毫无歧义地道出了同样的道理。然而，似乎玄机越清晰，越像是扯淡，越不容易让人接受；或者说，就像拨云而出的太阳，越让人害怕直视。

　　人之大欲，无非“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”，其中又以“食、色”为要，而食欲易餍，难填。我想，文章前的你可能经历过，或者正在经历着，不得的焦躁或者得后的无聊，这种感受是如此真切甚或刻骨，以至于你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或者害怕接受“它们是虚妄”的道理。

　　于是，故事诞生了，它给扎心的真相披上了一件温柔的外衣，给刺耳的棒喝裹上了一层绵软的泡沫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，在一整个宏大的幻梦中，“贾天祥正照风月鉴”正好映照着“All is Vanity”的画作，而“All is Vanity”也概括着扑朔迷离的红楼一梦。

　　最后一个小彩蛋，西方绘画中，以人类头骨为主题的画作并不少见，它们被统称为“memento mori”，在拉丁语中意为“记住你会死”，用以提醒世人——Valar Morghulis（凡人皆有一死）。

　　相较于颇具深意的“All is Vanity”，开头所谓的“人格测试”只能叫“All is Bullshit”，完全是我杜撰的。离远点看，看到的就是骷髅；离近点看，就是一位照镜子的美女。跟你好不好色、你的人格或潜意识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些微靠谱的是，如果你第一次看这幅画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看到了“All is Vanity”这几个单词，那你的眼力一定超越常人。

　　借这个小玩笑，我想告诉你，所有的人格测试，哪怕是像MBTI之类的正规测试，你都可以把它当作玩笑，原因在第一期和第二期文章已有详述。

　　另外，正如王尔德所言：“真相并不纯粹，也绝不简单”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这期文章将在微观和宏观的不同焦距上，继续探索人格的真面目。

　　上个世纪的下半叶，生命科学聚焦于基因。1985年提出、1990年启动的，号称“生命科学之登月计划”的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，在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参与下，已于2003年破译了人体2.5万个基因的全部密码，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壮举已然落下帷幕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生命科学的焦点转移到了神经科学，尤其是对认知、行为、动机、记忆、情绪、发展和学习等意识过程的生物学研究，科学家们试图搞清楚，分子、细胞、神经网络、大脑区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，是如何反映或作用于我们的意识过程的。

　　譬如，就抑郁气质来说，基因组学家们已经发现，与抑郁有关的基因大约有1000个，其中被研究较多的是一种叫SLC6A4基因，负责编码5-HTT，因而也叫5-HTT基因。

　　我想，看到这些恼人的“车牌号码”，你已经有点头疼了。先不要疼，只要你还记得一点高中学过的生物和化学知识，我保证这一段让你理解得透透彻彻！

　　没听过也没事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用来“解忧”的。如果你曾患过抑郁或强迫等心理障碍，并且服过药，那服用的很可能就是百忧解或成分类似的药。

　　5-羟色胺（5-hydroxy tryptamine）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——“血清素”（Serotonin），因为它最初是在血清中被发现的。5-羟色胺是它的化学名称，一般简写作“5-HT”，就像干冰的化学名称是“二氧化碳”一样，我们从中可以读取分子的基团或构成。

　　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，5-羟色胺是大脑中调控认知和情绪的重要神经递质，与多巴胺、内啡肽等递质一起，被称为“快乐分子”。大脑中的5-羟色胺需要保持在一定的浓度，我们才能感觉到积极情绪，浓度过低，我们就容易低落、沮丧。要维持正常的5-羟色胺浓度，大脑中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生化过程，涉及5-羟色胺的合成、分泌、与受体结合、灭活和再摄取。

　　具体来说就是：5-羟色胺在神经细胞合成后，被裹入一个小泡（突触小泡）并运至突触前膜，前膜与小泡结合，5-羟色胺被释放到突触间隙，然后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，来激活或抑制相应的神经细胞，如此就完成了5-羟色胺在神经细胞之间的传递。完成使命的5-羟色胺一部分被水解酶分解灭活，另一部分被突触后膜重新“吐”回突触间隙，又被之前释放它们的神经细胞吸收并贮存于囊泡，这个过程就叫“再摄取”。

　　以上任一过程出现问题，都会影响5-羟色胺的活性或者浓度，进而影响我们的情绪。而诸多过程又与诸多的蛋白分子息息相关，比如与5-羟色胺结合的受体蛋白、与再摄取有关的转运蛋白等等，这些蛋白是由不同的基因调控生成的，且影响抑郁气质的递质不仅有5-羟色胺一种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的抑郁易感基因多达约1000个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　　既然递质浓度受多因素调控，那么是不是改变其中的一个因素，如阻断或促进其中的某一过程，就可以改变递质浓度呢？

　　正是如此，不少精神障碍类药物就是基于这个原理。比如上面提到的选择性5-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，就是通过选择性地抑制5-羟色胺的再摄取过程，从而增加它在突触间隙的浓度，达到缺啥补啥的效果。

　　前面提到这种基因负责编码5-HTT，这个5-HTT是5-羟色胺转运体（5-hydroxy tryptamine transporter）的缩写，它负责将突触间隙的5-HT转运到突触前神经细胞，这个过程正是刚刚提到的“再摄取”。

　　负责编码5-HTT的基因叫“5-HTT基因”天经地义，为啥又要说让人头大的“SLC6A4”的“黑话”呢？

　　这里的“SLC”是“溶质载体”（solute carrier）的缩写，这是一类主要位于细胞膜上的跨膜蛋白，负责包括递质在内的一些小分子的吸收和运输，显然，5-羟色胺转运体就是一种溶质载体。迄今已发现了数百种SLC，它们组成了一个“溶质载体超家族”，为了区别家族成员，需要给它们分类编号。按照各成员的功能和结构，超家族被分成了若干家族，这些家族用SLC后面加一个数字的形式来表示。如SLC1就是1号家族，其成员都是钠离子转运蛋白，SLC6是6号家族，其成员都是神经递质和氨基酸转运蛋白。SLC6A4表示SLC超家族6号家族4号成员，也就是5-羟色胺转运体。

　　就像5-羟色胺和血清素是从不同角度命名的同一种物质，5-HTT基因和SLC6A4基因也是从不同角度命名的同一种基因。

　　在SLC6A4基因上存在一个“5-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性区域”（5-hydroxytryptamine transporter-gene-linked polymorphic region），简称“5-HTTLPR”。所谓“多态性”就是同一基因的不同形态，也就是不同的等位基因。5-HTTLPR的DNA序列长度存在个体差异，有较短的“s”型和较长的“l”型。研究发现，s基因携带者（即基因型为ss或sl）会比l基因纯合子（即ll）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。还有研究发现了这一区域存在超长等位基因，没有转录活性，也就是无法表达生成5-羟色胺转运体，预示着这一区域可能有更多、更复杂的多态性。

　　看到这，也许你会期望自己的5-HTTLPR至少有一个“l”型等位基因。如果你正忍受着抑郁的折磨，你甚至会幻想让自己“回炉重造”——回到受精卵，接受基因编辑（法律允许的情况下），换一套“快乐基因”，让自己的人生少受些苦。

　　即便你携带着类似“ss”的“不良”人格基因，你也不一定会发展出不良的人格；即便你的所有基因都是无可挑剔的“完美基因”，你也无法具备所谓的“完美”人格。

　　在影响人格的微观层面，我以影响抑郁气质的SLC6A4基因为例，介绍了基因组学和神经科学的探索角度，即从遗传、生化、神经网络的内部互动机理考察人格的形成原因。但仅有生命科学的研究显然不足以描述复杂的人格，一来，对意识的科学研究，未知比已知要多得多，目前获得的成果仅是冰山一角；二来，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，如果忽略家庭、宗教、习俗、社会等环境因素对人格的影响，不啻于捂着鼻子吃臭豆腐——滋味大失。

　　而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作用于人格，主要是心理学家的工作。这一部分就以“大五”来介绍人格的宏观描述。

　　“大五”就是上期文章提到的“大五人格理论”，是目前心理学家公认的、最理想的人格特质模型。“大五”提出五种人格特质，即开放性（openness）、责任心（conscientiousness）、宜人性（agreeableness）、外倾性（extraversion）和神经质（neuroticism）。

　　原因在于“词汇学假设”和“因素分析”，这是上期文章留的一个坑，这期就把它填上。

　　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：人类活在语词织就的大网之下，并非人类控制着语词，而是语词控制着人类，从思想到行为。

　　这是一个乍听有些荒谬，但细想你就会赞同的真相。不少实用性的理论就发端于这一哲思，“词汇学假设”即为其一。

　　“词汇学假设”是英国学者高尔顿在1884年提出的，5年后，维特根斯坦才出生，显然语词的威力在被维特根斯坦系统化之前，已有思想家敏锐地觉察到了。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弟，虽然名气不及提出“进化论”的表哥，但他在心理学、遗传学和优生学等领域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　　该假说认为：某一社会中使用的语言，包含着描述这一社会中任一个体所需要的概念，且如果某个特征越重要，它在相应语言中的代表性就越高。因此，只要某种特质在某个社会中存在，它就一定会被该社会日常用语中某个特定的词所表达。于是，可以通过分析某一语言中描述个体差异的词汇，进而去推断到底存在哪些人格特质。

　　1936年，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他的研究生奥德博特从《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》中挑出了描述个体差异的17953个词汇，后经去除同义词等工作将词汇数量缩减到4504，形成了“奥尔波特-奥德博特词表”，该词表就是后来大五人格模型的基础。

　　一个由4000多个词构成的人格描述词表，实在太过复杂庞大，缺乏实用性，于是心理学家们使用“因素分析”的统计方法，对词表进行了大幅度地精简。

　　具体做法是：如果一些词汇描述了同一种特质，那么让人们就这些词描述自己的恰当程度打分，得分之间会呈现高相关，从而发现它们背后共同的内蕴特质。譬如，这里有“健谈、活泼、有条理、谨慎、精力充沛、整洁、自信、开心、自律、负责”10个词语，让被试按每一个词符合自己性格或行为的程度打分，结果发现，在“健谈”、“活泼”和“精力充沛”上打分高的个体，大概率在“自信”、“开心”上打分也高，却不一定在“有条理”和“谨慎”上打分高；而在“有条理”和“谨慎”上打分高的个体，大概率也会认为自己是“整洁、自律、负责”的。于是，这10个词被分为两类：“健谈、活泼、自信、开心、精力充沛”和“有条理、谨慎、整洁、自律、负责”，它们各自内部相关性很高，但与另一类相关性很低。由此，可得出10个词背后的两种特质——外向性和尽责性。

　　心理学家们不是先入为主地假定存在哪些特质，而是采集了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海量词汇，再对其进行因素分析，最终总能提炼出这五个特质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是“大四”或“大六”，只能是“大五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如今大数据之所以能“猜到”你喜欢什么内容，其算法原理也是因素分析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有心理学家在大五的基础上又加入了“诚实-谦恭”特质维度，形成了“人格结构HEXACO模型”（六因素模型）；也有中国心理学家根据我国的文化特色，提出新的“人际关系性”特质维度，以描述我们讲究人情面子、看中人际和谐，同时又坚持传统、遵规守纪的“外圆内方”式的文化特性。此外，心理学家们还注意到少部分人所具有的暗黑人格特质，包括自恋、马基雅维利主义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）和精神病态。这些研究都丰富了我们对人格的认识和对人性的理解。

　　1991年11月，美国连续发生了两起重大枪击案。其中一起的行凶者是一名爱尔兰裔美国人，他枪杀了自己的主管和几名同事。另一起的肇事者是中国留学生卢刚，他在爱荷华大学枪杀了包括自己导师在内的5人后自杀。

　　事件发生后，东西方媒体对凶手的行为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归因。西方媒体认为他们在本质上就不是好人，或者说在基因里就是坏种，这种归因称为“特质归因”。而中国媒体更多地将其行为归于环境因素，比如卢刚当时工作不顺、遭遇了人生挫折等等，这叫“情境归因”。

　　这反映了不同文化会塑造不同思维方式，相比于西方人，东亚人更能看到情境的重要性，更相信人格是可塑的，也更少犯“基本归因错误”（指将情境归因错划为特质归因）。

　　特质归因接近于对人格的微观探索，生命科学家们希望从基因、神经和大脑结构中，找到破译人格的密码。

　　情境归因接近于对人格的宏观探索，心理学家们试图从童年、教育和社会文化中，发现刻画人格的构架。

　　但当我们把焦点调整到一个完整的、具体的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：总有一些人，携带着屎一样的基因，却活出了花一样的人生；总有一些人，背负着黑暗的过去，却开辟了光明的未来；总有一些人，身处在朝不保夕的深渊，却怀揣着天生我材的信念；也总有一些人，手持着俩王四二三炸弹的天牌，却抱怨着阳光太刺眼、月光太惨淡......

　　虽然这些人是少数，但我依然可以举出很多例子：海伦·凯勒、詹姆斯·法隆、维克多·弗兰克尔、尼克·胡哲、纳尔逊·曼德拉、密勒日巴、约瑟（《圣经》人物）、张海迪、史铁生......

　　这个焦点，我称之为“中观”。虽然“微观”、“宏观”和“中观”是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，但巧合的是，“中观”也是一个佛教概念，指以不生不灭、不断不常、不一不异、不来不出的“八不中道”修持禅定，获得智慧。

　　作为一个认知视角，我们在认识自己或了解任何具体的人时，比起偏向“生理决定论”的微观科学视角和偏向“历史决定论”的宏观统计视角，中观视角给予了我们更加开放、弹性、发展和建设性的眼光。我不否认基因的影响和环境的塑造，但同时也坚信人的主观能动性。正如一位人格心理学家所言：“人既不是一来到这个世界就等待被环境书写的白板，也不是生来就已完全规划好路线，只要坐等一步步展开的蓝图。”

　　作为一种修行智慧，“中观”告诉我们对任何事情既不要固执断见，也不要轻信常见。当然，佛教中“断见”和“常见”有具体的定义（断见指人死为空，常见指恒常不灭），但在告诫我们要用变化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一点上，两种“中观”不谋而合。

　　心理学家为了探索遗传对人格的影响，常采用双生子研究，即比较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在成年之后的人格。近些年，多项元分析（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再次统计分析）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，即大约40%-50%的人格特质差异可以归因于遗传差异。

　　如果你看到这个数据，认为你自己的性格有近一半是遗传自父母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　　这里的40%-50%指的是遗传率，是一种与群体相关的估计，是被用来解释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差异的，对于任何具体的个体来说毫无意义。比如，当说身高的遗传率是0.7的时候，指的是：在特定人群中，有人高，有人矮，这种差异性有70%可以被基因解释；而不是说，某个个体的身高一米八，其中70%是来自父母的遗传，30%来自喝牛奶和锻炼，就不同的个体来说，这个百分比都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·塞利格曼曾提出一个“幸福公式”：H=S+C+V。其中H是幸福感（Happiness）；S是幸福基线（set point），指基因决定的幸福感基础；C是环境（circumstances）；V是个人主观选择（voluntary activity）。研究给出了三个变量各自的权重：S占50%，C占10%-15%，V占35%-40%。

　　这些百分比仍然是群体统计结果，并不表示具体的个体一定遵循这个权重，原因同上。

　　前面我提到携带何种5-HTTLPR等位基因并不会决定你是否抑郁，因为与人格相关的基因表达不是显性或隐性那么简单，往往，一种特质是受多个基因影响，一种基因也可能影响多种特质，且基因的表达与否与环境刺激密切相关，这涉及到表观遗传学的知识，时长原因，日后详解。

　　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，我们既不被基因决定，也不被过去囚禁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认识自己，活出自己。

　　《人格心理学：全面、科学的人性思考》 杜安·舒尔茨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

　　《精神分析诊断：理解人格结构》 南希·麦克威廉姆斯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

　　《天生变态狂——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》 詹姆斯·法隆 群言出版社 2015